1937年11月21日上午,南京大校场的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只见几架深绿色涂装的小型单翼驱逐机极速的飞来,并平稳的降落在了大校场机场,这几架战机正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口中传闻许久的苏联援华最先进战机——伊-16型驱逐机。

  然而,正在场边观望的时任第三大队第八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此时却稍感失望,因为他们这些见习官们常常聊到那些即将来华的伊-16战机是如何如何的快。好快?有人说像箭一样。“哼!当然要比箭快得多。”“你才看见它在东边,就已经到了西边了。”“哼!才比那快些呢。才刚看见就已经不见了。”

  这款上世纪30年代初曾夺取过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桂冠的伊-16型驱逐机,让这些见习飞行官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然而正因为这些幻想或奢望,当亲眼看到它从东飞到西,仍然要飞很久,不免感到了一丝失望。

  伊-16战机的英文正式写法为I-16,各子型号分别写为I-16 type5、I-16 type6、I-16 type10……,因笔者个人写作习惯,均使用中文写法。

  1933年11月的一个早上,在苏联39国家飞机制造厂里出现了一架新型战斗机,然而,人们注意到,在这架代号TsKB-12M-22的试验机的机身涂着一个奇怪的标记,一颗醒目的红星里面写着“VT”的字样。红星当然象征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VT却是代表“Vnuerennaya Tyur”,意思是“内部的监狱”,表明这架战机的确是在某种奇特的情况下制造的。

  位于莫斯科附近的39国家飞机制造厂实际上是一座监狱,在这里不仅有普通的劳改犯,而且还一同居住着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个是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俄国水上飞机设计师,另一个就是尼古拉·波利卡尔波夫,当时苏联最富有才华的飞机设计师。

  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空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传统的双翼机时代已无可避免地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必定是极有前途的单翼机设计。为了不落后于欧洲列强的空军,红色空军此时对于新一代军用飞机的选型必须要有所考虑。

  基于此种想法,1933年5月,苏联空军高层决定TsKB-12工程由波利卡尔波夫主导开始设计。然而早在1929年10月,波利卡尔波夫就因为伊-6型驱逐机设计失败而被内务委员会逮捕关押,于是他在监狱里和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继续从事战斗机的研究设计工作,由此一段传奇诞生了。

  1934年7月28日,第一架生产型的伊-16战机正式走下了生产线,开始列装苏联空军,这就是伊-16战机的第一款型号伊-16-4型驱逐机。

  伊-16-4型安装有两叶不可变距式木制螺旋桨,采用全封闭式座舱、可收放式起落架、480马力的M-22发动机,驾驶员椅背上安装有8mm的防弹钢板,而在右翼上有一个正常的非分叉式空速管,左右两翼上各装有7.62mm口径的PV-1型机枪一挺,风挡上安装有OP-1型望远式瞄准镜。

  伊-16-4型驱逐机由GAZ-21飞机制造厂初始生产,但由于这是该厂生产的第四种飞机,导致其虽然是伊-16战机的第一款型号,但却被冠以4型而不是1型的编号,该编号不久就被苏联空军所使用。1935年,伊-16-4型驱逐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次亮相,5架战机组成两个编队飞越红场上空,成为了苏联现代化的象征。

  但作为首款伊-16系列战机,伊-16-4型依然有些众多的缺陷,因此到了1936年春,伊-16-5型取代了4型在生产线系统驱逐机的第二种量产型号,伊-16-5型保留了4型上的OP-1型望远式瞄准镜和向前滑动开启的全封闭式座舱罩,5型机上最大的变动是发动机换装了最大710马力的M-25发动机(该发动机为苏联按照许可证生产的美国莱特-旋风SGR1820F-3发动机),并将武器系统由2挺PV-1型机枪升级为了2挺ShKAS机枪,一举将射速由800发/分提高到了1800发/分。

  同时,5型机还换装了浆距可调的两叶木制螺旋桨(地面调节),并在发动机整流罩后部开有8个水滴型的开口,用于发动机排气管的排气。伊-16-5型在2700米时可达到最大平飞速度445千米/时,无武装状态下更是达到了457千米/时(在1935-1937年间伊-16-5型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

  伊-16-5型驱逐机是比4型更接近成熟的一个型号,所以当1936年4月开始列装时,苏联空军很自然的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先进的驱逐机。

  随后的1936年10月25日,苏联便将16架伊-16-5型驱逐机投入到了西班牙内战中。很快,伊-16-5型驱逐机便被共和国一方的飞行员亲切地称呼为“莫斯卡”(Mosca),而苏联空军内部对伊-16型系统驱逐机的爱称则是“伊舍伍德”(Ishak),意思是“小驴子”,表达了苏联空军飞行员们希望伊-16型驱逐机能够成为在任何环境压力下都具有极大韧性的“小毛驴”。

  伊-16-5型驱逐机并非完美无缺,因此,针对它缺点的改进型伊-16-6型很快诞生了。伊-16-6型主要在3个方面对5型进行了改进,一是因为苏联制造座舱罩的透明有机玻璃材料在工艺上不过关,导致战机在部队服役不了多长时间,其座舱罩透光性能就严重退化,影响了飞行员的视野。针对这个缺陷,6型取消了封闭式驾驶舱舱罩,回归了传统的敞开式设计,仅保留一块前风挡。

  三是在后期生产的6型上换装带有前量计算装置的PAK-1非穿透式瞄准器(PAK-1实际上是法国克莱尔瞄准器的苏联仿制品,最初生产的6型仍然使用老式的OP-1型望远式瞄准镜),PAK-1瞄准器可以安装在挡风屏后。

  严格地来说,伊-16-5型和伊-16-6型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此,这两型战机常常被同时放在一起提及。虽然伊-16-6型在性能上与伊-16-5型相比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进步,但是它的生产数量却十分可观,截止1937年夏天,伊-16-6型的产量已达到700余架。

  “日苏先战”一直是蒋介石的战略目标,而“联苏制日”仅是国民政府的考虑选项。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便将改善中苏关系的任务交由亲苏派的孙科负责。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得中日冲突全面升级,为取得苏联方面军事上的援助,中苏关系迫切需要得到改善。

  1937年7月13日,孙科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曾试探性地询问“日中战争会对苏满交界处的局势产生什么影响,阁下有何看法?”对于孙科的问题,鲍格莫洛夫理解为一旦爆发中日大战,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或日本是否会同时兴兵反苏。但因为孙科的问题提的模棱两可,鲍格莫洛夫最终委婉的拒绝了回答。

  1937年8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向鲍格莫洛夫递交了军事供应协议草案: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火炮,并且上述军火应在协定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提供,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

  莫斯科明白蒋介石企图将日本这个“祸水”引向自己,或将苏联卷入中日战争中,因此,一直拒绝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避免激怒日本,而坚持要求先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使自身得到中国的保证,“让我们武器不被用来对付我们”。由于战局的日益恶化,为避免影响军事供货,蒋介石只得无奈的放弃与苏联互助条约形式的“军事同盟”构想,转而于当年8月21日与苏联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形成了实质上的“联苏制日”格局。

  早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蒋介石即已派时任军政部军务处处长沈德燮前往苏联紧急求援“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机双发动机100架”。1937年8月27日,鲍格莫洛夫与陈立夫达成苏联对华军事供货问题协定。苏方允诺给予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中方则以贵金属与茶叶等形式偿还,后续细节待“考察团”抵莫斯科后商议。

  陈立夫担心鲍格莫洛夫“食言”,“坚持要他亲手写明武器的数量,他最初不肯,后来终于答应。我把他写的字条藏了起来,后来张冲被派往莫斯科要求兑现时,苏联外交部还想赖账,但是张冲以鲍某的亲笔字条显示,有凭有据,苏方无法狡赖,才把武器分几批运来中国。”

  1937年9月9日,中苏双方在俄京西郊休养所“绿林”展开了首次谈判。中方考察团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副团长张冲、洛阳航校主任王叔铭等人参加了谈判。会谈中张冲曾提出“彼曾允让售200架飞机,但此数似嫌过少,余等以为最好能让售350架,即重轰炸机100架、轻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50架,以充实敝国最近之战斗力。”

  9月14日的第二次谈判中,苏方空军委员拉宁同意:贵方曾申请飞机起运日期,现规定如次:重轰机自明日起(15日)至本月25日十日内起运一大队,计机31架。此后每隔十日起运一大队。此外教练机8架及伊-16式驱逐机(即试验时之红色机)93架,在10月1日前运完毕。其他飞机62架于10月25日前起运完毕。

  这次谈判总共进行了4次,直到10月4日才达成一致,确定首批来华的伊-16式驱逐机共计94架。然而,这批战机来华的过程却异常艰辛。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无法完全自产战机,因此飞机数量剧烈减少,至1937年11月11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余31架。为此蒋介石心急如焚,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当日,他便与宋美龄一同向苏方要求,可不待中苏军火借贷协议签订,而先行向中方运输最急需的战机。此后他又多次致电杨杰等人,询问、催促战机来华问题。

  1937年9月14日,蒋介石致电杨杰:“大同确已失陷,苏联对我外交是否影响?飞机有否起飞?何日可到?”

  9月16日,他又指示杨杰:“此间待驱逐机最急,务希转商提前派驱逐机五、六十架应用,并盼能月底到兰,如何?”

  9月20日,杨杰向蒋介石报告驱逐机、轰炸机已陆续起飞。蒋除了命令其继续采购驱逐机外,希望可以“再订驱逐机一百五十架、重轰炸机三十架,”“为盼第一批驱逐机能否提前出发应用,甚急也”。

  然而原本承诺已起飞并运抵兰州的飞机却一直迟迟未到,这让蒋介石感到“苏俄始终凉淡、投机,其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至今尚无一机到着”。

  《苏维埃红色空军巡逻在祖国的国境线日,心急如焚的蒋介石询问考察团道:“俄机至今尚未到兰,请速催促何如?”,10月3日,又再次致电杨杰:“据兄等前电称第一批机上月底可到兰,与事实不符,如何?”

  于是,在10月4日的最后一次谈判中,副团长张冲直接对苏方表达了不满:“飞机迟飞原因全由苏方迟疑所致。”苏方则认为:“飞机之所以迟飞,乃由中途各机场汽油及设备为完妥所致。”而且“二百余架战斗飞机作三千余公里之长途飞行,诚辟世界航空史之新记录。然而,当中途各机场未准备妥善之前,此种大批战斗机长途飞行之举,乃属冒险行动。”“飞机迟飞原因绝不在苏方,亦不在贵方,而在乎航线中各机场未能及时准备完妥所致。”

  苏联方面的说法其实是很客观的,而且当时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苏联还特别派遣了一支空军志愿队来华助战,头一批的伊-16战机便是由他们驾驶,从空中运输到中国。由于中国西北的多数机场均存在海拔高、跑道短、保障设备简陋等缺陷,给苏援飞机的起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着陆速度快的伊-16型驱逐机,更是难以适应。

  根据档案记载,1937年10月29日—1938年4月25日间,兰州方面共接收伊-16型驱逐机92架,东飞86架;1937年11月12日—12月4日间,兰州方面共接收UTI-4教练机8架(此为伊-16-5型驱逐机的教练机,一般称呼为伊-16-15),东飞8架。

  1937年9月21日,空军第四大队奉命前往兰州接收苏制战机,该队于9月28日抵达兰州,但直到10月30日,第一批4架伊-16-5型驱逐机才抵达,11月中旬才陆续接收了少量伊-16-5型驱逐机。

  11月21日高志航再次率9架伊-16-5型驱逐机飞抵周家口机场,准备转场飞赴南京。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中方才接到防空警报。高志航不幸在地面被炸身亡,23队队长毛瀛初驾驶伊-16-5型驱逐机冒险起飞击落1架96陆攻,自己肩部受伤。此役,我方伊-16-5型驱逐机被炸毁3架,炸伤2架,邮政机1架被烧毁。

  苏联志愿航空队驾驶伊-16-5型驱逐机自11月12日由兰州陆续东飞南京参战。11月22日上午,普罗可菲耶夫率23架伊-16-5型驱逐机抵达南京大校场。当日下午,日海航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6架96舰战掩护第12航空队2架97舰攻来袭,志愿队起飞6架伊-16-5型驱逐机迎战。

  由于驻南京方面的中国空军驱逐机几乎损失殆尽,因此,此后南京方面的作战全部是以苏联志愿队为主。此时的苏联志愿队驱逐机均为伊-16-5型,这段时间的作战也是伊-16战机与日本96舰战的首次大规模交锋,然而我方则胜少负多。

  至1937年12月3日,志愿队报称击落日机20架,但南京的战局已急剧恶化,12月6日,志愿队与驻南京的中国空军悉数撤离大校场机场。

  航委会直属第26队则于1938年1月赴襄阳训练伊-16-5型机,2月赴兰州接收伊-16-5型机9架并担任警戒,7月底赴汉口担任防空作战。而苏联志愿队驱逐第一大队于1938年初拥有伊-16-5型机39架,当年下半年,主要使用伊-152型机的志愿队驱逐第二大队也补充了伊-16-5型机8架。

  装备了伊-16-5型机后,中国空军的实力得到显著恢复,很快便投入到武汉会战中。1938年2月18日上午10时许,日海航第1联合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的9架96陆攻,会同鹿屋航空队6架96陆攻,在第2联合航空队12架96舰战的掩护下突袭武汉。(途中1架96舰战因故障被迫退出,实际参战为第12航空队5架96舰战和第13航空队6架96舰战。)

  第四大队在大队长李桂丹的率领下起飞迎战。然而,其刚起飞便被小林二空曹和桥本二空曹联合击中油箱,当即战机起火爆炸,人机同殉于汉口舵落口,第22和23队随即与日机战作一团。随后,装备伊-16-5型机的第21队在队长董明德的率领下匆匆赶到,他们先爬升至3500米占据了高度优势才投入战斗,在汉口机场西北方与日机遭遇,虽然这10架战机来的太晚,仅仅扫了个尾,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装备伊-16-5型机的第26队于7月底赴汉口,24队也同样加入武汉的空防作战中。整个武汉会战中,21、24和26,这3个中队与苏联志愿队一起,使用伊-16-5型机与日机展开多次交锋,但我方仍然负多胜少。

  至当年8月3日,航委会决定不再与日机正面集中冲突,三、四大队前往梁山驱逐总队开展集训,留下26与24队担任武汉空防。时任26队队员的高庆辰曾回忆道:“八月其余的日子,我们两中队都只用伊-16,对97式日本驱逐机时,总必须占据制高之利,才与之交战。所以武汉被炸的情形越演越烈。商业逐渐停顿。”他还回忆其接收到的伊-16战机均是旧机,时常发动机没法点火,必须换新火花塞才行,而且伊-16-5型机的速度比96舰战慢,日机如果想逃跑,是决计追不上的。

  8月21日,日陆航飞行第77战队冈信一大尉率6架川崎95单战来袭汉口机场。由于第五战区占用防空电话,导致防空警报迟来,日机已临空时,我机才匆忙起飞迎敌。准备起飞的26队队员高庆辰5303号伊-16-5型机在地面被击中尾部起火。第24队队长李克元、赵世奇、26队副队长黄汉文,与志愿队3员飞行员分驾6架伊-16-5型机起飞迎战,因高度过低,志愿队2架被击落,黄汉文与赵世奇战机被击中数十发,李克元则被击落于马集河附近,机毁人亡。

  (036 1938年5月31日,武汉空战中与日机相撞的志愿队队员古边科驾驶的伊-16型,该机被画成了伊-16-10型)

  这一天的战斗,让高庆辰印象极其深刻,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21日,下午2时翻译官传令:人上飞机警戒。我们走上飞机,我刚爬进座舱,正在系保险伞和保险带。我的机工长是福建人,讲国语很不容易。他正站在启动车前的保险杠上,大喊:“大家注意呀!那个飞机红太阳。”我一抬头,见到正前上方,一架日本九七正对着我开枪,哒哒哒哒,枪口火星直冒。我一下子就解开保险带和伞扣,踏上座位,一翻身就滚到飞机肚子下面,听到轰的一声,那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我趁它调头之时,冲进十公尺以外的壕沟里。一看,二十四队李克元队长(二期)已经在那里,因为他的飞机是停机线上最西边的一架,我的是第二架。

  这时那架日机又上升反转冲下来,再对我的飞机开枪,啪啪啪啪。等它轰的一声过去时,见到我的座舱里起来了一股蓝烟。我急得大叫:“我的飞机打烧了!我的飞机打烧了!”李队长定定神说:“走,我跟你灭火去。”因为启动机两旁都捆着一个震旦灭火器,是防飞机开车时发生火灾救急用的。我两跑过去。那东西是用钢线捆牢,很不容易解开。李队长说:“你抱着灭火器,看到敌机,我来解。”

  我看到日机正在远飞。有一架伊-16开了车,也不滑行到跑道头去,就对着前面的草地上升了空。但是不知为何,刚离地又啪啪啪的落下来,幸而还在场内。又一架同样的开了车,直飞上天,爬高,不见了。正当这时,李队长把钢线解脱。灭火器本有二、三十磅重,一下突然松绑,差一点就掉下地。我双臂搂住它,因为它倒成了头朝下,白色液体突然喷出来。这时我的飞机后半部都已在浓烟中。李队长和我两人抬着灭火器,对着尾部喷。然后抬往座舱,喷的到处白沫。李队长看看,把灭火器一丢,说:“我也要走了。”就跑到他的飞机里,不一会儿,启动后就走了。

  这天最先起飞又落地的是赵世奇(五甲)。第二个是我们副队长黄汉文。二十四队李队长起来后,还没有飞很远,就被日本人追上,打掉在祝家湾马河流附近,阵亡了。

  此外,装备伊-16-5型机的21队2机还曾参加1938年5月20日的兰封空战,在这场几乎全军覆没的中国空军第二大惨败中,驾驶2201号伊-16-5型机的冯如和与驾驶2205号伊-16-5型机的赵茂生在面对日陆航97单战与川崎95单战时,均被日机击落阵亡。

  根据西班牙空战的经验表明,伊-16-5/6型机上两挺机枪的火力配置是不能满足作战需求的,因此,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伊-16-6型机进行了改进,加强的火力、机体机构和动力,就此诞生了伊-16-10型机。

  同时为了阻挡CR32战机上12.7mm机枪对其头部的致命打击,伊-16-10型机将8mm的防弹装甲板延伸到了机背的位置,从而结束了自伊-16-4型机以来飞行员脑袋后面“空空如也”的局面。

  2、发动机整流罩的排气口被扩大,并且其形状经重新设计后增强了顶风排放能力;

  1938年1月11日,由GAZ-21厂生产的首架伊-16-10型机完成了试飞。同年3月,31架首批生产型伊-16-10驱逐机被运往西班牙,而中国方面的伊-16-10型驱逐机则要到1939年才首次亮相。

  根据中苏军火订购第2期贷款第2笔合同显示,1939年间共向苏联订购了30架伊-16型机。1939年8月20日,杨杰致电蒋介石称:“伏帅又称:苏运华之飞机计伊-15 30架,伊-16 30架,SB36架,远航重轰炸机12架,余亦陆续起飞”,后由致电蒋介石称:“伊-16机(带机枪)20架,伊-16机(带炮)10架。”这其中的“伊-16机(带机枪)20架”即是指伊-16-10型驱逐机。

  根据档案记载,这批驱逐机于1939年7-8月间启运,1939年7月12日至8月11日间,兰州方面接收伊-16型驱逐机40架,1939年7月28日至8月18日间,南飞27架。档案又记载道:“西来之60架伊-16机,内有10架为新疆省献机。”

  为了感谢新疆民众,1939年7月7日,时任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司令的黄秉衡曾专程赴迪化(乌鲁木齐)参加献机典礼。同年10月1日,还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献机典礼。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民众捐献的这批飞机并不在第2期贷款第2笔合同中的20架伊-16-10型机内。

  在中苏双方签订的第3批贷款第2笔合同中,中方再次购买了8架伊-16型机,这批飞机根据推测应全为伊-16-10型,并全部配给伊宁教导总队,用于训练教学。这批合同的执行时间为1939年10月1日-12月1日,有资料显示,这批飞机于1940年1月11日运抵中国。因此,来华的伊-16-10型驱逐机总数应在38架左右。

  (047 1939年,成都献机典礼上,参加剪彩的华西大学女学生与参加飞行表演的空军将士合影,背景为新疆民众捐赠的

  1939年8月,第五大队26中队在兰州接收9架伊-16-10型机,此后第四大队24中队在兰州可能也接收过数架同型机。1939年6月间,苏联增派2个驱逐机大队入川,其中一个为伊-16驱逐机大队,推测中国购买的余下的伊-16-10型机均已装备该大队。

  1939年11月15日,桂南会战爆发。但中方装备伊-16型机的第四大队24中队与第五大队26中队均未参战,苏联志愿队驱逐机队11架伊-16型机(部分为伊-16-10型)则于1939年11月-1940年1月间参加会战。志愿队使用伊-16型机多次出击,其中在1939年12月30日的战斗中,9架志愿队伊-16-10型机配合中方战机,报称共击落日96舰战3架。总个会战期间,志愿队伊-16型机共计受伤7架。

  伊-16-10型机来华后,更多是参与川渝地区的防空作战。1939年11月4日,日海航第13航空队36架96陆攻及鹿屋、木更津航空队各18架96陆攻,合计高达72架组成庞大的轰炸机群,由第13航空队司令、“轰炸之王”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来袭成都。第五大队17中队队长岑泽鎏率领7架D.510c战机和27中队队长谢荃和率领的7架伊-152战机首先起飞,29中队队长马国廉正率领的9架伊-152战机在成都附近待战,五大队副队长王汉勋率领26中队6架伊-16-10型驱逐机在温江上空待战。

  此役,岑泽鎏击落一架日机,但其驾驶的5901号D.510c战机的发动机也被击伤,后折回太平寺机场迫降,人机俱伤。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驾机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的观音桥附近,将敌机领队机(奥田喜久司大佐座机)击落,但其驾驶的2903号伊-152座机也身受重伤,在迫降时不幸撞树牺牲于仁寿县向家场。

  驾驶伊-16-10型驱逐机的26队队员段文郁因飞机速度原因,未能赶上本中队编队,途中遇到29中队,遂加入其中,正好赶上对奥田喜久司机群的作战。空战中,段文郁腿部中弹两发,但其忍痛追击敌机,将其击落于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内,但他终因失血过多导致昏迷,其驾驶的2609号伊-16-10型战机坠毁在金堂县附近,英勇殉国,年仅22岁。而王汉勋率领的另4架伊-16-10型驱逐机则在巡防空域内没有遭遇日机,错失了当天的空战。

  1940年9月13日,著名的“璧山空战”爆发。当日,日海航第12航空队舰战分队长进藤三郎大尉率13架零式舰战来袭,中方起飞34架战机迎战,其中第四大队24中队队长杨梦青率9架伊-16型驱逐机(内含第三大队8中队3架;根据推测,这9架战机中部分机型为伊-16-10)组成编队。

  中方参战的25架战机中有13架被击落、11架负伤迫降,牺牲飞行员10人,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最惨重的失败。杨梦青所驾2415号伊-16型驱逐机,首先被日机击中起火,“人跳伞致脑震荡,面颈均灼伤,左腿骨折断,送医后阵亡。”22中队分队长龚业悌所驾7533号伊-16型驱逐机,“左中翼中两炮,左前方机身因炮弹炸裂炸伤多处,机身前上方中二弹,滑油箱中一弹。人机均伤、飞回基地。”

  24中队队员蔡名永所驾713号伊-16型驱逐机、周廷熊所驾703号伊-16型驱逐机、于学炽所驾2407号伊-16型驱逐机均被击伤。此战之后,至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中国空军只得进行全面避战。

  同样根据西班牙作战的经验表明,伊-16-10型机上4挺高速机枪火力虽然犀利,但对地面目标的攻击却有些力不从心。为了增强对地面目标的打击火力,伊-16-17型机应运而生。

  苏联在伊-16-10型机的基础上,将两翼上的2挺ShVAS7.62mm机枪升级为了两门ShVAK 20mm机关炮,每门炮能发射150发炮弹,包括穿甲弹和破甲弹,射速为750-800发可调。伊-16-17型机仍然使用M-25V发动机,虽然重量增加了,但其极限速度只是稍微将为了425千米/时,但它的爬升率却大大降低,从10型机的2430英尺/分钟,降为了1843英尺/分钟。

  首批伊-16-17型机于1938年批量生产,1938年末正式装备红军部队,并在1939年5月的诺门坎战役中首次投入作战,被主要作为拦截日本轰炸机的重火力截击机或对地强击机使用。

  (054 中国空军装备的伊-16-17型,历史上编号2423的伊-16机是否为伊-16-17型,依然存在疑问。)

  1939年6月间,应中国的请求,苏联增派2个驱逐机大队和2个轰炸机大队来华助战,据笔者推测其中装备伊-16型机的驱逐机大队中至少配备有3架及以上的伊-16-17型机,而来华10架伊-16-17型机的剩余部分,则由第四大队24中队于1939年7月14日在兰州接收。

  抗战空军名宿徐华江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带炮的伊-16,机翼上每边加装一挺二十公厘口径的机关炮,各炮弹六十发,每挺炮弹重三十公斤,伊-16的翼面积本来就小,落地速度大,现在又加上七十多公斤的重量,这样一来,飞机的重量就增加很多,虽然螺旋桨装有变距的设备,螺旋桨有距离的装置,但只有大距和小距两种,起飞、落地用小距,空中动作用大距。我们飞过几次以后……而后,这批飞机全派至四大队二十二中队使用就一直用这种方式,将带炮伊-16飞得平平安安,就其他伊-16一样的好,少有因起降而发生事故。”

  根据档案记载,第四大队22中队从未装备过伊-16型机,因此,不大可能是22中队装备伊-16-17型机。而按照接收伊-16型机的官方统计情况来看,第四大队24中队应有较大可能装备了伊-16-17型机。

  由于在档案中,空军将伊-16-5/6、伊-16-10和伊-16-17型机均统一记载为伊-16型机,因而无法准确分辨出到底是哪些型号的伊-16型机参加了相关战斗,因此,中方装备伊-16-17型机的作战记录也无法进行分辨。按照装备的部队来看,上文提及的1940年9月13日的“璧山空战”中,24中队出战的部分伊-16型机可能为伊-16-17型驱逐机。

  相对中方伊-16-17型驱逐机出战记录的不确定性,苏联航空志愿队装备的伊-16-17型机则有少许出战记录。1939年7月6日,日机30架夜袭重庆,中苏战机起飞迎战,苏联志愿队伊-16大队科基纳基大队长驾驶伊-16-17型驱逐机,使用20毫米机关炮,报称击落日机1架。

  例如:1940年1月1日,志愿队出动3架伊-16-17型机和3架伊-152型机,拦截日侦察机1架,但未遭遇。同月3日,志愿队又出动2架伊-16-17型机和1架伊-16-10型机,拦截日侦察机1架,但因速度原因,被日机逃脱。……

  由于日军装备的96舰战、97单战,综合作战性能普遍在中方战机之上,其各型陆攻和重爆也能频频突破我方战机的拦截,从容地完成轰炸任务,让空军当局乃至蒋介石本人,深感苏制战机性能的不足。

  为了从苏联获得最新的作战飞机,1940年6月12日,蒋介石在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的函件中要求:“本日以中私人名义托总顾问电伏元帅转史先生,请其近日内速供给新式驱逐机120架,以济急需等语。刻接前方电知宜昌失陷,则以后敌驱逐机可以直接掩护其轰炸机袭炸行都重庆,恃行所无事,须有最新式飞机,其性能至少可与敌之驱逐机相等者,方可护卫行都。”

  此时的中国空军战机不光在数量上少于日军,在质量上更是进一步被拉开了差距。蒋介石对此心急如焚,同年10月26日,再次函告邵子力称:“苏俄对我军火接济,尤其飞机,深盼从速。”

  1940年12月,这批装备开始从苏联陆续运往中国。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来看,这批装备的明细并无官方清单,仅有《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的作者斯拉德科夫斯基在书中提供的清单和前文提及的1941年1月16日,新任苏联驻华武官、苏联援华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在拜访蒋介石时,对这批武器装备的类型和数量有过描述。这两者提供的清单基本一致,稍有出入。

  其中崔可夫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这样说道:“飞机最新出品快速中型SB式双发动机轰炸机100架,最新伊16式驱逐机75架,153式驱逐机75架,……”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间,苏联先后运抵新疆哈密65架伊-16Ⅲ型,尚有10架伊-16Ⅲ型未到。1941年1月上旬,第三大队大队长罗英德率部分飞行员前往哈密接收新机,其接收的5架伊-16Ⅲ型机于5月2日东飞返防,至天水之南因领航之SB机迷途,全部迫降损毁,后于5、6月间先后飞回伊-16Ⅲ型机数架,8月上旬又从哈密飞回5架伊-16Ⅲ型机。

  总计15架,伊-16总计2架,未列驻兰州机数。)根据《空军抗战战史》《三十年空军各司令部概况》中对第四路司令部概况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批新到华的伊-16Ⅲ型机均为苏联空军使用过的旧机,因此需要“彻底检查破旧机件”,从而导致了“迟之甚久未能全部东飞,嗣奉委员长令,限三月十五日前一律集中成都,乃迟至四月中旬仍有多机留哈”。

  虽然是在中国空军全面避战的最黑暗时刻,但少有出战的伊-16Ⅲ型机仍然取得了击落日机的难得战果。1941年5月22日,日侦察机1架,轰炸机25架,驱逐机12架,由陕西来袭兰州,我军接报后立即组织各机疏散。第二大队9中队队长杨仲安驾1772号SB轰炸机领航第四大队24中队7架伊-16Ⅲ型驱逐机,飞武威机场就地疏散。

  “杨中队长领航之伊-16Ⅲ机七架于十一时零二分飞抵靖边,发现武威方向天气忽变,突起沙阵,编队长柳哲生灵机应变,决心回航中川村机场降落疏散。十二时零五分,各机降落完毕,目视敌机二十五架由机场西北向通过机场上空,十二时十分,高分队长又新以尚有油料,且见上空并无敌驱逐机,乃奋力起飞,单机攻击三次,于十二时四十分安降原场。该队长柳哲生处置得当,该分队长高又新勇敢机敏,……续报据防部通知,靖远附近坠落敌机一架全焚毁。”

  此后,高又新威震南北,取得“驱逐之王”的称呼,官方战绩击坠日机8架,获得八星序列奖章,位列空军击坠榜的第三位, 他也是第二位获得勋章的空军飞行员。

  1942年间,虽美援之P-43和P-66型驱逐机纷纷来华,但该年初,空军仍有大量伊-16各型机在各部队服役,计有第三大队伊-16Ⅲ型机14架、伊-16型机2架;第四大队伊-16Ⅲ型机12架;第五大队伊-16Ⅲ型机3架、伊-16型机3架。

  1942年8月下旬,第五大队29中队派P-66型机3架和伊-16Ⅲ型机7架至兰州接受志愿队伊-16Ⅲ型机10架,留下6架在兰州训练,4架飞回双流,计29中队在兰州训练使用P-66型机3架和伊-16Ⅲ型机13架。

  笔者推测,因与其同一批来华的伊-15型战机,也被崔可夫称为“最新型”,而这款伊-15型战机的苏联官方型号即为伊-153型,我国官方的称呼中被记为伊-15Ⅲ型。那么同理,与其同一批来华的“最新型”伊-16型战机,也因此被“想当然的”称为了伊-16Ⅲ型。

  由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安装M-25V发动机的伊-16-10型驱逐机在高空的性能表现不佳,共和国军为了对抗德制BF109机,特意从美国走私进口了24台SGR1820 F-54星型气冷活塞式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最大特点是安装了二级二速的涡轮增压器。相对安装M-25V发动机(只有单速增压器)的伊-16-10型驱逐机在8000米高空,其最大功率只剩不到500马力,而安装了这款美制发动机的伊-16-10型驱逐机在8000米高空仍能保有近750马力的最大输出。这款安装了美制发动机的伊-16-10型驱逐机被西班牙共和国军喜爱的称呼为“超级莫斯卡”。

  受西班牙改装的启发,苏联GAZ-19发动机制造厂同样以SGR 1820 F-54发动机为蓝本,于1938年12月,开发了具有强大动力的M-62发动机。该发动机以额外增加46公斤重量的代价,安装了二级二速的涡轮增压器,使其在1150米高度获得最大870马力、4200米高度获得最大820马力。该引擎保持了与M-25V发动机相当的尺寸,因此可以毫不费力地与以前的发动机支架进行匹配。

  安装了M-62发动机的伊-16型驱逐机被苏联命名为伊-16-18型。该型驱逐机还采用了新型可调节距的AV-1螺旋桨,而由于新发动机和新螺旋桨的安装,使得伊-16-18型与伊-16-10型相比,其飞行性能有了可观的改变,其最大飞行速度从10型的3160米高度,可达448千米/小时,提高到了4400米高空,可达464千米/小时;最大升限也从10型的8260米,提高到了9470米。但由于其M-62发动机耗能更大,其航程则从10型的525公里降为了485公里。

  “俄国卖给我们的飞机,没有一架是新的。都是他们自己淘汰的飞机,经过整修后,以新机的价钱卖我们。各国因为受到日本的压力,多不敢卖飞机给我们。所以哪怕俄国以旧货当新品,我们也只有收下,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例如伊-16式驱逐机,按他们新机的规格,最大速度是每小时440公里。但我们在理想的高度下,开满油门也到不了350公里。规定航程800公里,但我们即便尽量设法省油,也只能飞两小时,飞不到600公里。后来接的”伊—16Ⅲ型油量更短,有的只能飞45分钟就没有油了。各机彼此的情形,也都不大一样。穷人受欺负,说来话长。”

  1941年底,高庆辰跟随第三大队前往新疆哈密换装伊-16Ⅲ型驱逐机,他对这款战机也有过如下回忆:“回到哈密不久,伊-16Ⅲ就到了。我们也开始飞了,可惜仍是些旧飞机,当成新机卖给我们,听说是去年诺门坎事件,与日本人冲突所打坏的飞机,经修补喷漆而已,性能比表订的差很多,而各机又参差不一。例如表订该机最大空速每小时460公里,但实际不到400公里。航程说是800公里,但有的只能飞350公里.留空时间原订是2小时,但1点20分已经是最好的了,有的飞40分钟就没有油了,因此第一站就飞不出去了。”

  伊-16-18型结构示意图)我们将高庆辰这段回忆中的伊-16Ⅲ型驱逐机与伊-16-18型驱逐机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伊-16Ⅲ型驱逐机的最大速度为每小时460公里,航程为“有的只能飞350公里.留空时间原订是2小时,但1点20分已经是最好的了,有的飞40分钟就没有油了”;而伊-16-18型驱逐机的表订最大速度为464千米/小时,其实际航程在不使用副油箱的情况下仅为485公里的,两款机型的性能高度相似。同时我们再结合伊-16-18及后续24等改进型的研制生产时间和伊-16Ⅲ型驱逐机的来华时间,基本可以推测出这款伊—16Ⅲ型驱逐机的具体型号就是伊-16-18型。

  高庆辰换装伊-16Ⅲ型驱逐机完毕后,又遇到了返航成都的困难。他回忆道:“距哈密最近的机场是安西,相距350公里。有的飞机耗油多,到不了。接收完了却飞不回去,真是叫人懊恼。”此后,他们想办法在哈密与安西间选了一块较平坦的荒地做飞行中转站,这样才飞出了第一站。

  “如此等到5月1日,二大队大队长自己飞来领我们。他鼓励我们信任他,说他的领航员就是大队的领航长,一切可以放心。”然而,随后面临的却是一段死亡航程。“只因我的飞机最费油,到了预定时间尚未降低高度,我就很担心,一直在看油表,计算还可以飞几分钟。我的油量表已到警告线了,领队的SB却毫无动作。”

  然而,其余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第8中队队长邹赓续迫降失败,机损人伤;第7中队队长蔡名永跳伞,机毁人轻伤;第7中队分队长蓝锡芳迫降西安,机损;中尉队员萧庆树跳伞,机毁,人左腿被机翼切断。除了中途因飞机坏了,原地维修的三大队副大队长曾达池和队员佟明波外,其余5机均或损或全毁。伊-16Ⅲ型驱逐机的第一次接机返航,便因飞机航程和领航机迷航等原因,几乎全军覆没。

  上图是空军名宿徐华江在其自传回忆中收录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被标注为:“1940年3-4月间,成都双流机场,第三大队第32中队部分飞行员的合影,拍摄者为时任第32中队分队长的徐华江本人。”

  这是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伊-16-18型在中国空军中是真实存在。这张照片背景中的伊-16型驱逐机的机头,因人物的遮挡而没有完全的呈现。但仅观察机头发动机整流罩的上部,我们也能发现,其在整流罩上部两个圆形的机枪口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型进气口。这是使用了M-62发动机的伊-16-18型与使用M-25,M-25A,M-25V发动机的其他来华伊-16型战机的最大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虽然是收录于徐华江本人的自传回忆录中,但其照片的标注依然是错误的。因为1940年12月1日,徐华江才从第四大队23中队调升为第三大队32中队分队长,因此照片的年份时间应为1941年,再结合伊-16-18型首批的来华接收的返航时间,可以推测出这张照片的时间应为1941年5-6月间。

  由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派遣军事力量援助中国有了政治基础,因此,苏联除了贷款火援助中国外,还先后派遣了300多名军事顾问以及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小规模直接参战。援华航空志愿队使用的战机均是由中方采用信用贷款向苏联购买的,例如其使用的伊-16系列战机,均包含在来华的全部200余架伊-16驱逐机中。根据相关档案资料,笔者推测援华航空志愿队使用的伊-16系列战机数量与中方装备数量应该大致相当,而志愿队鼎盛时期装备的伊-16系列战机数量则要高于中方装备数量。

  很多飞行员均回忆抗战期间苏联提供给我国的作战飞机是其使用过得二手旧飞机,那么援华航空志愿队既然是使用中方采用信用贷款向苏联购买的同一批次的飞机,那么他们也和中方一样,都使用的是二手机吗?

  抗战期间曾在空军第9中队担任飞行员,后任空运大队大队长的衣复恩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令人不解的是,本队与俄国志愿队所使用的都是相同机型的轰炸机,但是起飞后,他们的编队总是很轻松地就超越我们,留下我们在后苦苦追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望尘莫及。很显然的,苏联提供给我们的装备,乃是“次级品”,从这一事例可看出俄共史达林之狡猾。”

  衣复恩回忆中记述的虽然是SB轰炸机,而非伊-16驱逐机,但并不排除志愿队使用的伊-16驱逐机性能与中方不一样。笔者认为,至少第一批来华,由志愿队亲自驾驶飞至中国的伊-16-5/6型驱逐机并非二手旧机,但此后由陆上运输至中国再进行组装的伊-16驱逐机是否与中方使用的同款战机性能一致,则有待继续查验。

  为了更好地训练我空军人员使用俄式装备,空军当局于1939年8月间在新疆伊宁成立空军教导总队,取代原驱逐及轰炸两总队之部队训练功能,其基地设在伊宁城北的“阿林巴克”。

  虽然伊宁教导总队成立于1939年8月,但因为飞机装备未到,直至1940年初才开训,其中第1中队装备有伊-16-10型驱逐机和UTI-4教练机(伊-16-5型驱逐机的教练版本)共10架。教导总队除了中方教官以外还有苏联顾问团10余人,对官校9期、11期和军士学校3期等大批学员进行了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地广人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但是因为远离内陆,而少有进入民众的视线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金树仁便向苏联订购了一批作战飞机并成立新疆航空学校,组建了新疆地方航空力量。

  盛世才夺权后,加紧向苏联靠拢,向其订购了一批飞机,扩大其航空作战力量。新疆航空学校被改名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由盛世才本人兼任队长。航空队下设驱逐、轰炸、教练三个中队。有资料称,1941年,苏联曾向盛世才提供了2架伊-16-10型驱逐机,至1942年盛世才与苏联反目成仇时,尚不清楚有多少架伊-16型驱逐机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服役。

  1944年9月,航委会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改编为空军第十六总站。因伊犁事变,空军当局派遣4个空军分队入疆,并在迪化成立西北混合队。原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装备的伊-16-10型驱逐机均由西北混合队接收,但该机从未被西北混合队所使用,推测是因其太过老旧,性能不堪,而被弃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利用盛世才亲苏的机会,于1938年派遣43名干部进入新疆航空学校飞行班和机械班学习。1941年,在苏联教官的帮助下,包括吕黎平、方子翼等17名学员均在苏联新交付航校的伊-152型和伊-16-10型驱逐机上开展了飞行训练。

  吕黎平曾回忆说:“驾驶这种崭新的战斗机,我们心里高兴极了,学习非常认真。在苏联顾问的带教下,顺利放了单飞。接着连续组织大强度、大场次飞行,在较短时间内,我们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重要战斗科目训练,使我们9名同志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方华在地靶射击时,所有子弹、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靶心。苏联顾问检查靶标时,看到靶心密密麻麻的弹孔,翘起大拇指一个劲说:哈拉绍!哈拉绍!(好!好!)”

  为了进一步掌握飞行技能,这批学员的毕业时间被推迟到了1942年4月。整个飞行班在航校共飞了包括伊-16-10型在内的4种机型,平均每人飞行100个起落,近300个飞行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

  新疆除了是苏援飞机的必经之路外,还曾组建过一个飞机制造厂,专门用于组装苏制战机,这就是新疆迪化飞机制造厂。早在1937年11月11日,杨杰、张冲出访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后者曾在对华军援问题上表示:“只要中国没有军事工业,它就会一直动荡不定。谁想独立,谁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出卖不好武器,他们还可以完全拒绝出卖武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官提供给你们,这要比向外国人购买武器更便宜。”他强调:“仅仅指望外援是不可靠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

  1939年夏,孙科与苏联方面商定,组建迪化飞机制造厂,对外称迪化头屯河铁工厂,或迪化农具制造厂,实际上是苏联以铁工和农具厂名义作掩护在新疆开设的飞机装配厂。

  直到1942年,即飞机厂已经建成,且当年已经组装生产伊-16单、双座机各50架、SB机70架、伊-153机130架的情况下,双方仍未签订合同。

  伊-16战机来华之初,中国方面还是对其性能比较满意,1938年初就曾计划对其进行仿制120架,但因为苏联方面不愿意提供材料和技术协助,于是航委会责成第二飞机制造厂自行进行研制。

  龚业悌曾奉命到第二飞机制造厂去接收一架伊-16战机,他在1938年5月27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上午仍是大雨,无法出行,中午天稍开朗,便背着保险伞去机场试飞……,机正在装,据工厂的人说是一架很好的飞机,当初是因为工厂预备仿造这种飞机,所以24队才放这一架在这里给他们研究,都将它拆下来。我听说是好的,于是决定不用试飞,明天来飞走就是。”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1938年初,24队就曾向第二飞机制造厂提供了一架伊-16-5驱逐机,用于逆向测绘研究。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前身是1935年中国和意大利合建的中意飞机制造厂。该厂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广州韶关飞机制造厂(第一飞机制造厂)一起,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制造厂之一。

  第二飞机制造厂以唐勋治为总设计师,利用被击落的伊-16驱逐机残骸,使用中意飞机制造厂运来四川之飞机制造材料,组架拼凑绘制蓝图,发动机改用715马力的美国莱特-旋风SGR1820F-3发动机,配以变距螺旋桨,而武器方面则采用丹麦麦德森(Madsen)20mm口径机关炮或美制寇尔特(Colt)12.7mm口径机枪。

  1939年初,第一架原型机出厂,同年9月4日,由时任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王汉勋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进行试飞,并取得成功。由于1939年为民国28年,应此该机被命名为忠28甲型驱逐机。这款国产驱逐机的最大时速达到了451公里,爬升率则为每分钟786公尺,最大升限11034公尺,实用升限10000公尺,航程380公里。

  该机试飞成功后,随即办理移交手续,9月5日即飞往成都交由第五大队使用,约1个月后接到通知该机机枪故障,经派二厂机务员顾以任前往凤凰山机场检修。忠28甲型驱逐机此后又制造出2架,并曾计划再造6架,凑成1个中队提供部队使用。但终因制造材料缺乏,且无单位愿意接收,而终告结束。

  1943年间,第二飞机制造厂共制造该机30架,但由于美制战机的到来,俄制战机纷纷退居二线,导致该教练机尚未交付使用就已被淘汰。航委会只好废物利用,于1944年间,将一批忠29甲型教练机给后方各大学航空工程系作为教学之用。1946年,航委会在全军飞机状况调查表中,曾列有忠28U型教练机18架报废。

  中国空军不光对伊-16型驱逐机进行自制,还针对首批来华的伊-16-5/6型驱逐机火力不足的情况,进行了改进。根据多份资料显示,1938年6月间,有100挺ShKAS机枪被运至中国,用于改装中方和苏联志愿队装备的60架伊-16-5/6型机。

  那么这些ShKAS机枪又是加装在伊-16-5/6型机的什么部位上的呢?中国订购这120挺ShKAS机枪的时候,苏联已经研制成功伊-16-10型机,并在西班牙内战中正式投入使用这一机型。伊-16-10型机在机头的发动机整流罩上加装了2挺ShKAS机枪,与左右机翼上各1挺ShKAS机枪一起组成了4挺机枪的火力配置。而中国订购的这120挺ShKAS机枪,也正好可以为60架伊-16-5/6型机,每架各增加2挺机枪,从而形成每机4挺机枪的火力,使在华的伊-16-5/6型机在火力配置上达到伊-16-10型机的水平。

  而且纵观伊-16系列各型号的正式生产版本,其4挺机枪火力的配置从来就只有一种配置版本,即伊-16-10型机的火力配置版本。因此,笔者曾认为中国对伊-16-5/6型机的火力改进也一定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这张照片这是1939年3月,成都太平寺机场,时任空军第五大队26队飞行员高庆辰坐在自己的伊-16-5/6爱机上留影。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架伊-16-5/6战机的一侧机翼上赫然安装有2挺ShKAS机枪。这说明,中国空军确实是在伊-16-5/6驱逐机的机翼两侧各增加1挺机枪,来进行火力改进,从而形成左右机翼各2挺机枪的火力配置。

  1938年2月底,高庆辰所在的26队赴兰州接收伊-16驱逐机进行换装。该队接收的这批伊-16驱逐机均为第一批94架来华的伊-16型驱逐机中的一部分,而26队也是中国空军第一批换装伊-16型机的所有部队中最晚换装的部队。

  龚业悌在1938年9月5日的日记中也对这批改进后的伊-16-5/6型驱逐机有过如下的记载:“下午,队长命我试飞,后来俄国大队长来,他要试飞,便让他飞了。机枪是新式的,发射速度2000发/分,机枪速度真快,听不到嘟嘟嘟的响声,试枪时只听到卟卟的声音,这个速度要打敌机机翼是可以把机翼割断的。”

  伊-16型驱逐机是我国向苏联购买的所有驱逐机中最先进的一款战机,其对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战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该机刚来华时,因与中国此前装备的各式驱逐机相比综合实力更强,而颇受飞行员的喜爱。

  时任第四大队21队飞行员的龚业悌在1938年4月5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上午,飞机比赛,伊-16、伊-15和美国的驱逐机,结果伊-16升高第一,伊-15次之,美国机最不好;速度;伊-16最快,伊-15和美国驱逐机相等;特技的性能,美国驱逐机较伊-15、伊-16好一点,三种飞机都是由各出产国的飞行员飞。我们对伊-16有好的信念,它是世界上最好的驱逐机。

  但与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96舰战、97单战,乃至零战相比,这款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投产的伊-16型驱逐机,无疑是“旧式”单翼机的代表。即便早出生了几年,但伊-16型驱逐机与日军的新锐战机在纸面性能也是各有所长。具体性能数据请见下图:

  抗战初期,伊-16型驱逐机的主要对手,在1940年9月13日零战出现前,为日海航的96舰战(A5M1和A5M2)与日陆航的97单战甲型(Ki27),而我方出战的伊-16机型为伊-16-5/6和伊-16-10型。由于96舰战的数量更多,应此我方与之交手的次数远高于97单战。

  相比这2款日机,伊-16型驱逐机最大的优点就是火力强,其火力几乎是96舰战和97单战的一倍,而且机枪射速更是极快。其次是防护性好,驾驶员椅背上安装有8mm的防弹钢板,可有效抵挡12.7mm机枪的射击,较好地保护了飞行员的躯干,从抗战时期的空战来看,驾驶伊-16型驱逐机的飞行员,受伤的部位更多集中在手足,这大大提升了飞行员的安全性。

  而在“璧山空战”中出战的9架伊-16型驱逐机中,除杨梦青因战机被击中起火,跳伞后脑震荡,致机毁人亡外,其余各机也仅是机损人伤。

  伊-16型驱逐机虽然优点突出,但其缺点也同样突出。首先就是其航程短,号称“机场围墙保卫者”,其次是机动性差,特别在号称同时代水平机动性最强的97单战面前,这个缺点更是被无限放大。而在1940年9月13日后,面对零式舰战时,中国空军最新型的伊-16-18,理论上也只在爬升率(1034m/min)一项上能压过对方。

  而且中国空军拿到手的飞机性能,从来都不是纸面性能,空军名宿高庆辰曾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这一点:“例如伊-16式驱逐机,按他们新机的规格,最大速度是每小时440公里。但我们在理想的高度下,开满油门也到不了350公里。规定航程800公里,但我们即便尽量设法省油,也只能飞两小时,飞不到600公里。后来接的伊—16Ⅲ型油量更短,有的只能飞45分钟就没有油了”

  “伊-16的巡航油量,因为都是旧飞机,各人的不太一样。我的飞机通常可以维持1点50分钟之谱。”

  此图是1940年底空军各部队学校现有飞机数量性能一览表,这是笔者唯一能够找到的官方出具的战时作战飞机性能数据表。

  而且这10架伊-16型驱逐机中的其中2架还安装了无线电设备。初期来华的伊-16型驱逐机均未安装有无线年开始,空军有计划地对部分战机加装了无线电设备,但加装的仅是部分指挥官的座机。

  虽然中国空军“器不如人”,但空军当局和一线的飞行员们仍然想方设法改进战机,完善战术。除了前文提及的为伊-16-5/6型驱逐机加装2挺机枪,增强火力外,第五大队26中队还针对伊-16型驱逐机后方死角大,视界不良,易被偷袭的弱点,将原三机品字队形,改为了两机编队制,使得两机位置比较平行,可以互相注意对方身后的情况,弥补了伊-16型驱逐机的这一缺点,并将此战术推广到全军。

  但由于老一代的成熟飞行员或阵亡,或退居二线,担任指挥、教学岗位;中国空军不光面临“器不如人”,还逐渐感到了“技不如人”。由于战火的袭扰,飞行员的训练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教练机和油料的短缺,也使飞行员的训练飞行时间大幅度的缩水。这使得新生代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在与日军“精英”式训练出来的飞行员相比,其飞行战术技能水平上的差距被进一步地拉大。

  (123 1941年6月,邛崃机场,时任航委会滑翔训练班学生队队长的韦鼎峙与编号2423号机合影,因角度问题无法辨识该机型号,可能为伊-16-10、伊-16-17和伊-16-18中的一种。)

  综上所述,伊-16各型驱逐机的综合性能与在华日军主力机型96舰战、97单战和零战相比,本就处于劣势。而中国空军使用的伊-16各型驱逐机又因均为旧机,其纸面数据更是与实际数据相差甚大,再加上地勤维护水平低下,预警系统落后、指挥系统凌乱、后期飞行员素质水平下降,导致中国空军装备的伊-16各型驱逐机在抗战前期与96舰战、97单战的对抗中,长期处于下风。1941年“璧山空战”后,在最新锐的零战面前,更是无力抵抗。即便个别飞行员能够英勇出击,但也无力扭转整体的战局劣势。

  蒋介石设想的“日苏先战”,终究不敌斯大林想要的“中日先战”,这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被迫进行“联苏制日”。

  虽然“苏联式的中国飞机”陆续出现在各地的战场上,以及苏联的机师“志愿”加入抗战行列,使得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抗战初期得到了显著改善,军队战斗力得到了明显加强。但苏联对华的援助始终注意把握一种分寸,即一方面不能使中国抵抗力量趋于崩溃,要保持对日本的牵制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超过日本能容忍的范围,以防止日本孤注一掷地对苏联展开攻击。

  因此,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战机既非最新款,也非新出厂,并且还严格控制了交付的数量;派遣的相当部分苏联机师也是战斗经验缺乏的“新手”,通过半年一轮换的方式来锻炼其战术技能。

  但我们也要看到,当时欧美各国普遍奉行的是绥靖政策,在面临日本侵略时,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状况,唯有苏联决定军事援华,使中国成功地熬过了艰难的抗日战略防御阶段。虽然苏联是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决定援华,但对中国来讲却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及时雨”。

  回归到伊-16驱逐机本身,综合上文所述,其来华型号主要为伊-16-5/6型、伊-16-10型、伊-16-17型和伊-16-18型。其中伊-16-5/6型数量为94架(实际接收92架);伊-16-10型数量为38架;伊-16-17型数量为10架,伊-16-18型数量为75架(实际接收73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来华数量最多的型号其实是伊-16-5/6型,而非之前很多学者所宣称的伊-16-10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卖给我国的伊-16驱逐机,不管任何型号,均统一定价为4万美元/架,这相比伊-15驱逐机3.5万美元/架的价格稍贵。这个价格是苏联政府的统一售价,其卖给西班牙共和国的伊-16驱逐机的价格,同样也为4万美元/架,因此,谈不上售给中国的军火更为便宜这一说。

  虽然伊-16驱逐机是抗战前期中国空军对抗日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但其200余架的总机数却依然低于伊-15系列驱逐机的数量。相较苏联志愿队中这两种机型装备数量几乎相等的情况而言,中国空军装备的伊-15系列驱逐机数量明显要高于伊-16战机,因此,在大多数的空战中,即使伊-16系列驱逐机的综合性能要强于伊-15系列驱逐机,但作战的主力却是综合实力更弱一些的伊-15系列驱逐机。但不管怎样,伊-16驱逐机始终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主力机型之一,它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空军抗日战史》(第一、二、三、四、五、六、九册),台北“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